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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，陈直成了一个热点。他像许多踏足写作领域的体力劳动者以及自甘清贫、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一样，作为被猎奇或者被凝视的对象。甚至，他的名字传播得还要更远。2023年，当今世界最为破圈的、知名的哲学家斯拉沃热·齐泽克，在自己新书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——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，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，让我们产生困惑……今天，我们应该说：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——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。”

“坦白说，我都是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，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。”对于自己被动的处境，陈直非常清楚，“关于我们在社会上的生存，我还是比较有困惑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。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他感恩于意外获得的关注，“我非常感谢大家，大部分人对我还是比较鼓励、比较支持的，也确实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。”

但代价不是没有，尤其是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，成为焦点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得不随时经受检视与评判。《海德格尔导论》出版后，陈直再次被人们记起，他接受了几个采访宋小宝去世，更加完整地将自己陈列于公众眼前。然而指摘接踵而至，矛头主要集中在他与家庭的关系上，有人说他对妻儿太过冷漠，有人说他缺少担当和责任，还有人说他就不该结婚生子。其中一些责难攻击更为猛烈。

关于结婚的初衷，陈直从不掩饰，他几乎在每一次采访中都有提及，而这些讲述不可能丝毫不被妻子看到。“之前有一些记者也跟她说了。”虽然妻子一直没有说过什么，但陈直清楚她肯定已经知道了，“她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失落，但也是能够理解的，不是不能接受。因为我们是相亲，不是因为感情。而且我妈对她还不错，我和她也不存在什么矛盾。”

2008年，陈直考入了杭州一所二本大学，他开始有意寻找种种困惑的答案。起初，他阅读的是数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等书籍，所获不大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学科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层面。于是，经由康德、费希特、黑格尔和叔本华，他又转道进入哲学，一路摸索，终于发现海德格尔——这个德国人一生都在思考着“为什么一切都存在着，而不是一切都不存在”。

哲学给了陈直许多全新的经验，他感到自己似乎正在脱离混沌，一切变得透彻而可以理解。但同时，哲学也带来深重的无力。他的知识基础在那些玄奥晦涩的语句面前常常捉襟见肘，有时想写一点关于哲学的文章，最多不过几百字就写不出来了。体力劳动又在争抢着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生活遍地狼藉，智识自然更成奢望。2017年后，有三年时间，他都不再碰哲学，书扔了，笔记也删了。

经此一事，他对出家再无冲动。但宗教的感召力和指引性还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未来自己能从世俗生活中退隐，走一条宗教的道路。“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，实际上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，甚至也有可能完全不会发生。”所以目前他给自己立下一个中道的决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不喝酒不吸烟、不吃喝玩乐、不去娱乐场所、每天花费20元以下、睡眠时间控制在7小时以内、每天至少内观半小时或一小时。他称之为“现实主义的苦行主义”。

此前不久，出版方为《海德格尔导论》做过一场新书分享会，请来陈嘉映和孙周兴——两位中国最顶尖的海德格尔研究者——与陈直对谈。活动的最后，孙周兴特意讲了一段话送给陈直：“要活着，活好了，然后才是哲学，才有可能有哲学。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反了。活下来宋小宝去世，活好了，这是第一位的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为了所谓的哲学，为了某种理想活得死去活来的宋小宝去世，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惨兮兮的，这是不对的。”

对于孙周兴所说的“活好了”，陈直不太清楚究竟该如何理解，他不知道这里的“好”是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的。他很感谢这位前辈对自己的关心，但这段话他无法完全认同：“当然他说得也没错，如果生存非常艰难，可能其他事情往往也做不了。但我觉得只是这样还是不够。所谓的本质性生存，可能就是要把自己搞得非常紧张的状态。”